周海波 刘雅倩丨《江河有声》与当代生态文学的美学意义
周海波
刘雅倩
生态文学是随着人类生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而逐渐出现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在其发展历史中呈现出一种叙事美学的意义。生态文学不仅仅是描写生态或自然，而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人类生存及生命的诗性思考，是作家对人类自我救赎的哲学思考，也是文学以生态书写对当下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诗意回答。新时期以来，随着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密切关注，生态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从一般性书写到深度书写，从环境关注到哲学思考，呈现极度活跃的态势。从早期郭雪波、陈应松等作家对动物生存和人类环境的书写，到贾平凹、阿来等作家对人类与环境的生命共同体的观照，无论《狼图腾》还是《怀念狼》，作家已经意识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类与地球的相互关怀。正是在这一文学背景下，瑛子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江河有声》将一个具有普遍社会化意义的问题提到新的层面，在曲折复杂的故事建构过程中，对生态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也对生态文学“写什么”“怎么写”进行了新的探讨。
一、一个诉讼案件的多种可能性
《江河有声》的故事构造是通过一桩令人震惊而又迷雾重重的诉讼案展开的。这桩诉讼案本身并不复杂，小学数学教师成玉皎的爱女冯月月因慢性铅中毒而不幸死亡，成玉皎一纸诉状将她认为的罪魁祸首华美集团告上法庭。这个案件的结果也很明晰，“成玉皎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华美公司的生产排污行为与其女儿冯月月的慢性铅中毒及其死亡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法院驳回成玉皎的诉讼请求。这个看似简单而明确的审理结果，却引发了新一轮更坚决也更具理性色彩的抗诉。
一个诉讼案的判决结果引起了当事人成玉皎和华美公司双方皆不服判决的抗诉，“双方都要上诉”，这就使故事走向了复杂化的过程，成为一个与人们的习惯性思维不尽一致的新的故事。正是这样，作家在本来该一个故事的结尾处，开始了另一个故事的叙述，从而使一个故事走向新的开端，架起了迷雾重重的新的故事架构。从当事人成玉皎的一方而言，她对这样的结果当然是不满的，自己的爱女因病而逝，她当然首先要怀疑华美公司。如果说在诉讼开始时，成玉皎还带有某些情绪化的东西，将爱女死亡的情绪发泄到她认定的华美公司，但冷静之后，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信天底下找不到一点儿光亮”。成玉皎的再次上诉当然首先与这个诉讼案的不如意的结果相关联，也是个人情感的表达，更是追究一个事实真相的需要。正是这样，成玉皎不顾律师的反对，也不顾“前夫”冯志浩的劝阻，既不想见好就收，也不想及时止损，而是以自己的执著继续这个看起来很难胜诉的诉讼案。
作家设计成玉皎再度上诉的故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也是作家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良心追问和社会责任追问。这里首先涉及到的是生态文学“写什么”的问题。鲁迅在谈到小说创作时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瑛子超越了一般性书写，不仅仅在写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环境的题材中选择，而是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的社会意义和哲学意义上，提出生态小说要写生态的本质，写生活深处的社会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瑛子直面现实，大胆触及生态社会中的本质问题，为生态文学“写什么”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写作经验。瑛子不是一般性地写环境污染，也不是将人与生态置于对立的位置上，而是进一步思考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生命的问题。成玉皎诉讼的不仅是华美公司的排污的事实与危害，而是要寻找生态环境的真相。成玉皎的个人不幸与千家万户的生存、生命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是偶然的、个别性的案件，升华为普遍的、重大的社会问题，通过一次诉讼案提示出来，从而使其提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层面，让读者由此看到了必须受到重视、必须进行深度思考的社会问题。华美公司是当地政府享有盛誉的企业，也是地方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因此，华美公司就具有了地方性甚至是社会性的典型意义，这个公司的发展走向以及它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地方经济发展、生存环境等相互缠绕、相互制约而又相互存在地纠缠在一起，深刻体现了个人与城市、社会的关系，情感因素与个人命运、个体存在与环境安全，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在作家的笔下逐一展开，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而又清晰可见的叙事线索，从而在读者的阅读中，一个诉讼案件出现了多种可能性。
瑛子在写作过程中，一定清楚地知晓，如果仅仅是书写成玉皎状告华美公司的诉讼，将是线索单一、目的明确、结局确定的一个小说文本，但无论在小说叙事的难度还是在文本的阅读性方面，都有可能存在某些障碍。因此，在叙述这个诉讼案的同时，作家让人始料不及地插入成玉皎状告区环保局“行政不作为与监管不力”的情节，这让一个诉讼案件牵扯出了另一个诉讼案，两个诉讼案既互不干涉而又紧密联结在一起，从而使成玉皎诉华美公司的案件出现了新的变故，小说的叙事也由此而发生了转折，一个诉讼案出现了另一种可能性。成玉皎状告华美公司的诉讼案，多少带上了个人化的色彩，成玉皎对环境的理解更多是从她女儿的死引起的，或者被华美公司的沈俊驰解释为“成玉皎女儿的事情让她受了刺激，我怀疑她精神出了问题”。也正是这样，成玉皎的诉讼就会被解读为个人行为。但在律师陈锦的重新组织安排下，首先将诉讼的矛头指向了环保局，再由环保局倒查华美公司的排污问题，这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同时，个人化的诉讼也发生了变化，在指向政府职能部门的同时，提出了更加突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因为华美这桩纠纷不仅仅是成玉皎个人的私怨，而且是涉及自然环境与村民生命安全的大问题。也正是区环保局成为被告之后，环保局恰恰有机会进入到华美公司的内部，进入到公司生产的关键部位，公开而透明地检查华美的排污行为。于是，我们看到了作家在处理这个题材时的良苦用心，她通过环保局郑纯建立起了另一条探索事实真相的线索，至此，成玉皎的诉讼行为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更引起了华美公司的不安和惊慌。
这桩诉讼的结局并不是诉讼本身的结局，而是沈俊驰一个人所设计的大爆炸的结局。他的欲望与贪念，他的失去法律底线的一切行为，使他最终走上毁灭，一场诉讼以一场精心策划的爆炸案结束。
二、二元对立的故事构成及其张力
如果说以往的生态文学往往以人与自然环境、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为主，注重发掘人的欲望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人类自身存在的哲学内涵，那么，瑛子的《江河有声》则在此基础上更关注因为生态问题而引发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她不再仅仅书写在商品经济运行的大环境所出现的生态问题，诸如狼的失踪、水资源的枯竭、草原渐渐消失等，而是将生态问题作为社会存在的常态化的问题进行思考与书写，提出在面对生态问题时人与人产生的情感矛盾、道德矛盾、心理矛盾等，深刻地把握了这些矛盾与人的生存的内在矛盾，从而构成了瑛子小说比较常见的二元对立的矛盾书写。
所谓二元对立的故事构成，主要是指东西方文学中的叙事作品所创造的结构模式，它表现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或故事，或通过两个人物或故事形成对立的两端，形成对立性的矛盾结构，男与女、强与弱、黑与白、忠与奸、正义与邪恶等，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外国文学中的《永别了，武器》等作品，大多是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中展开故事，呈现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关系。西方文学中也不乏这类二元对立的小说叙事模式，如伍尔芙在评价陀思陀耶夫斯基的小说时就说，他“用互不沟通的、非常显眼的对立因素，来创造人物或场面”。作为东西方文学比较重要的叙事模式，二元对立思维与写作模式虽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它仍然为诸多作家所钟情，具有叙事的优越性，在呈现故事结构的内在张力与叙事空间，形成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在《江河有声》的叙事逻辑中，有作家瑛子不得不面对的故事中二元对立的社会因素，也有作家试图通过成玉皎与华美集团的矛盾对立来表现故事的曲折多变、婉转反复的艺术效果，是从现实出发而进行的一次艺术选择。
在《江河有声》的文本世界中，这个对立模式可以被解读为正义与邪恶、弱势与强势、审美与丑陋的二元对立，是一个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对立结构和故事。近年来，在当代小说叙事中，人们对二元对立式的小说结构似乎有些疏远，无论作家还是读者都倾向于迷恋于结构复杂、立体多样的叙事。实际上，在《江河有声》的叙事中，作家并无意于多么复杂的叙事结构，作家的创作立意、所要完成的故事，都不需要多么复杂的作品结构。一个诉讼案的上诉及其重新补充新的材料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作家所要表达的生态文明的思考，已经决定了这个故事的清晰可见的矛盾关系，一方是执意上诉的成玉皎，一个试图为自己死去的女儿寻找正义的母亲，一个坚定地认为正是华美公司的工业污染才会导致自己女儿患病、死亡的母亲，一方则是既是被告同时又不满判决也要上诉的华美公司。当然，还有贯穿于这对矛盾中其他一些人物以及由这些人物所引发的枝枝节节，如成玉皎的“前夫”冯志浩、控辩双方都曾经邀请过的律师陈锦、新任环保局局长郑纯以及她的患病就医的婆婆，等等。
作为二元对立模式中的另一极，开始是以模糊、混乱的、不确定的形象出现的，随着故事的发展，结构中的另一极开始得到比较到位的书写，开始呈现出比较鲜明的特征。当法院宣布判决时，最先做出反应的一个是成玉皎，另一个则是沈灵均，这当然是故事开始时对立的两个方面。但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二元对立中的真正一极则悄然出现，这就是沈俊驰与吴成所代表的爆炸案在成玉皎和郑纯的密切追击下才真正露出真相。在二元对立的故事构成的框架中，沈俊驰与吴成显然具有“反面形象”的某些特征，但他们又不是以反面人物出现的。作家对这两个人物的同情与艺术处理使人物立体鲜活，“唯有圆形人物才能在某一段时间内扮演悲剧角色。它除了不够诙谐，有点别扭外，还是能使我们有所感动的。”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时产生出原谅、宽恕他们的情感因素。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叙事中，还隐含着另一个对立，这就是沈灵均和沈俊驰姐弟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即围绕着华美公司的不同利益而产生的矛盾。这一组矛盾也可能是作家比较难以处理的，一方面是沈灵均极力维护华美的形象，积极为社会做公益事业，花大价钱更新仪器设备，提升科研水平，努力消解工业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沈俊驰则不同，他有自己的商业思想和价值观念，姐弟二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极为不同的思想和人生观。为了更好地处理这对矛盾，作家设置了沈俊驰为沈家的养子这一重要的情节。正是姐弟二人的家庭出身、生存环境、成长道路等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二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到他们各自不同的发展。尤其在企业发展的关键时刻，竞争压力、劳动成本、流通环节等给企业发展带来诸多问题，在同样维护华美企业形象，推动企业升级改造的关键时刻，姐弟二人表现出了迥然不同观念，从而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当沈灵均与沈俊驰面对面地谈论华美的前途时，姐弟二人最后划清了一条价值观的分界线。沈灵均说：“我的要求只有一个，华美不能出事，华美这个品牌，必须传承下去，而且不能有任何影响声誉的污点与瑕疵?！闭馐且惶醯紫撸彩腔褰愕芏瞬煌勰畹囊惶鹾煜?。一定程度上说，姐弟二人这条极为细密的结构线路，决定了这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决定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所带来的新的叙事美学。
在《江河有声》中，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还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夫妻男女之间的对立，成玉皎的“前夫”冯志浩，沈灵均的爱人周术，郑纯的丈夫王熠，这几组矛盾关系既构成了夫妻间曲折复杂的故事形态，又相互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成玉皎与冯志浩因为女儿之死是否要诉诸法庭的矛盾而离婚，又因为艰难的诉讼之路而走到一起，分与合构成了对立的关系，又构成情感整合的亲密关系；沈灵均与周术本来是天作之合的理想婚姻，宠妻狂魔周术与白领丽人沈灵均因爱情而走到一起，又因爱情而闹出分离的故事，同样构成了二元对立的矛盾关系。在这三组夫妻组合中，似乎郑纯与王熠的故事最平淡务实而又最具生活气息?！奥璞δ小蓖蹯谠谌鲜吨４恳院螅唤龇杩褡非?，而且一改往日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被动，“竟然一夜之间长大了”。这一对夫妻的性格差异恰恰成为互补，演绎了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同时，这三组爱情故事又构成了诉讼故事的第二线索，从而一桩诉讼案在爱情故事的映衬下更加丰富多彩。情感故事一直是瑛子小说叙事的主要因素，在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发现并表现情感以及情感人物与故事，是瑛子的作品最为引人关注的艺术方式，在千变万化的爱情故事中，突出男女之间的矛盾对立和融合互补，是瑛子处理人物与故事的重要手段。《江河有声》的突破在于，作家将生态环境的故事融入作家惯常的情感叙事之中，情感与生态有机地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生态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内在关系，又写出了在解决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与人的个体属性、社会属性的相互关系，写出了这种关系中人的情感与法律、道德的复杂关系，也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的综合性、社会性问题，写出了种种问题相互缠绕所产生出的人的生存问题。
从这个角度说，二元对立的故事构成在作家的把控之下，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小说叙事的美学构造，从而为作品走上最后的大结局提供了逻辑上的线索。当然，发生在华美公司的爆炸案为两个诉讼案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大结局，尽管这个结局有些意外，有点儿突兀，但又有其合情合理之处，是故事发展节奏中的必然结果。当郑纯及其环保局的调查指向华美公司的核心问题时，当两个诉讼案件聚焦并接近于华美排污的真相时，沈俊驰和吴成也必然暴露出他们的真相。尽管这个真相来的突然，这个结局也有些出乎意料，但这个结局又是不可缺少的，是给予成玉皎的执著行为的最好回答。
三、三个女性的温柔与坚强
作为女性作家的瑛子，她笔下的女性人物同样出色而富有艺术品性。在《江河有声》中，作家在一个矛盾对立而又变化多端的结构中，贯穿了三个身份地位不同、人生命运不同、性格性情不同的女性艺术形象，她们都是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故事的主角。她们有相同的女性品质，在她们内心都有女性的温柔、温情，也都表现出了作为事业型的当代女性的坚强与果敢。成玉皎、沈灵均、郑纯完美地阐释了“三个女人一台戏”的中国民谚，作家对她们形象的不同艺术处理，从不同侧面回答作品提出的关于生态环境的问题，也将小说叙事融入复杂而情感缠绵的矛盾之中。
因为一场诉讼，成玉皎、沈灵均、郑纯三个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女性发生了密切联系，演出了一台因生态环境、生态政治等问题而发生的诉讼案相关的好戏。三个女性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她们柔软的情感世界里都有刚强、坚决、强势的特质。她们无法摆脱女性的身体特征、情感特征的困扰，无法摆脱爱情、家庭的缠绵，但她们在面对她们的生存环境遭遇到困难时，毫无例外地投身其中，既要维护个体的利益与声誉，又要面对发生的事实，以自己的性格与方式努力解决问题。成玉皎是受害者，她的一纸诉状将沈灵均的华美公司告上法庭，这两位在现实中可能永远走不到一起的女性走到了一起，发生了面对面的交往；成玉皎因不满一审判决而提起上诉，在律师陈锦的组织策划下，将区环保局告上了法庭，临危受命的郑纯接替环保局局长。这位本来在仕途上顺风顺水的政府官员，既要与原告成玉皎打交道，更要与既是被告又是原告的华美公司或者说沈灵均面对面。当然，对于这三位女性来说，不仅仅是人与人的交往，也不仅仅是工作对工作的关系，而且，在这三个人的相互关系中，纠缠进了其他的因素。
成玉皎是作为“怨妇”形象出现的，她也是最先出场的一个女性人物，是小说叙事的矛盾焦点，核心所在。在她身上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征，也有现实生活中善良朴实的家庭女性特征。作家特意将这一人物身份设计为教师，既突出了她的情感因素，也写出了她的理性与克制。她内心的撕裂与情感上的矛盾，表现出了她身上的柔软与无助。当她的女儿因患病逝去时，一个女性的慈悲与情感上的打击，使她只能走上诉讼的道路，而当她得到一审上诉的结果时，她也有失去理性的行为。但她最终所做出的行为和事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去对待。她在思考，女儿为什么会得白血病，为什么会铅中毒，她正是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法院，开始了一次与华美公司剪不断理还乱的诉讼之路。正是这样，我们在成玉皎身上看到了中国女性应有的精神，她的无奈中的执著，她的柔弱中的坚强，她的疯狂中的理性，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女性的胸怀与善良。作为诉讼案中的原告方，成玉皎从开始就表现出一位女性教师的柔弱与无助，她的不幸以及她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应有的态度与精神，从一个方面书写了中国女性的共性特征。
与成玉皎的弱者形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沈灵均是生活中的“白领丽人”，也是作品中不可忽视的人物。她是一个典型的强者形象，不仅事业成功，爱情美满，而且处事风格坚决果断，总能够在重大事项上表现出不同凡响的举动。沈灵均作为华美公司的董事长，在华美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她关注公司的发展成长，更看重公司的声誉形象。她的优雅与宁静的外表，掩盖着的是她“平静底下的固执与坚决，如同海面下汹涌的波涛，翻滚着杀伐果决的力量”。与此同时，她还非常注重公司的社会形象，经常为社会做一些福利事业，她视华美若生命，不能容忍任何有损华美形象的污点与瑕疵的事情发生，因为在她看来，一个企业的发展既要向政府有所交代，更要有面对社会公众的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沈灵均既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又可以看作对成玉皎形象的补充。沈灵均不仅关心企业环保的问题，而且在企业升级改造的过程中，所有工程设计、使用材料、操作流程，都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她有女性的自尊与伟大，像一位母亲一样关怀那些生病的孩子，关心那些遭遇困难的村民。但她也有一定的性格弱点，诸如沈灵均考虑事情更多执迷于公司本身，围绕公司的利益而取舍，她对成玉皎的敬重与不屑，对郑纯的佩服与讽刺，都表现出一定的偏狭自私的特点。
郑纯是三个女性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一位，某种意义上，郑纯就是正义的象征，她不是诉讼方中的任何一方，甚至与这一诉讼案件根本就没有直接关系，但她的出现才让这个案件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而又突起风波。区环保局成为被告是整个故事发展的新变故，也是顺理成章的一枝节外故事，这是一个简单直接而且有些生硬，处理难度较大的故事，但在作家的调度把控下，成为饶有趣味的故事。读者不仅跟随新官上任的郑纯进入华美公司内部进行勘察，看到了很难接触到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大型公司的内部场景，同时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开了华美排污的真相，从而使诉讼案或者说小说的叙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郑纯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一人物形象也随着故事的不断展开更加明晰和饱满。
如果《江河有声》仅仅围绕这三个女性展开叙事，则未免有些单调和乏味。作家瑛子也深知这一点，她是一位写情感生活的高手，她也明晓在女性形象的书写过程中，不能没有男性的影子，有女有男，才能构成文学的完美世界。在成玉皎、沈灵均、郑纯的世界中，还有冯志浩、周术以及王熠三位同样优秀、同样有责任感、正义感的善良男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位以丈夫或前夫身份出现的男性，在作家的叙事中成为恰到好处的陪衬。他们不仅适时地填补了女性内心的柔弱，与她们一同经历难熬的日子，支撑起女性脆弱的肩膀，而且他们在作品的艺术构成中，成功地弥补了女性形象的单调。冯志浩虽然离婚了，但他不仅以“前夫”的身份关注着这场诉讼，而且以一位父亲的身份提供了大量的帮助，成为成玉皎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周术和王熠的意义在于，他们不仅成功阐释了一位丈夫的责任，承担了力所能及的家务，成为妻子的强有力的补充，而且成功地阐释了各自的职业操守。作为大学教师的王熠不仅是沈灵均的同学，而且是一位好丈夫，他理解妻子郑纯的性格，也理解她的职业特点，甚至能够明白并接受郑纯“永远把职责放在第一位，一丁点儿人情世故都不懂的傻子”所做的所有事情。当然，三个女性也几乎都在感情上出现过问题，但最终又几乎都走出困境，回到正常人的生活，实现了生活的大团圆，又从一个方面阐释了一位女性作家的柔软的创作世界。
瑛子是一位以创作情感小说见长的作家，她的《婚内婚外》《宝贝战争》《婚刺》《我的博士女友》等小说，曾产生过较大反响。如今，瑛子尝试转换自己的创作风格，进行新的艺术探求?！督佑猩氛獠孔魑泄骷倚嶂氐阕髌贩龀窒钅康挠判阕髌?，将创作趋向转向现实，转身现实社会的重大题材，以深情的现实关怀提出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为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之路，进行了有益的艺术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体理论整理汇编与研究（1902—1949）”（项目编号：17ZD27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刊于《百家评论》2025年第1期，原创内容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作者简介
周海波，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刘雅倩，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